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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有五官,星座有尊卑”——古人如何定义“天官”与“星官”

时间:2019-12-03 07:32:51 来源:本站 阅读:4019851次

天官与星官

古人观测星象,随着观测者所处地理纬度的不同,观测的重点也各有差异。对中国古人来说,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首先是北斗所在的北天区,其次是二十八宿分布的黄道带和赤道带。这两个区域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彼此分隔,它们最终由北斗相互拴系而构成一个整体。

毫无疑问,这种通过建立拱极星与黄道或赤道星座之间的有效联系不仅可以使二十八宿更能发挥作为恒星坐标体系的作用,而且也使人们能够更完整地获得对二十八宿的观测结果。原因很简单,由于在黄河流域的纬度,北斗处于恒显圈,终年常显不隐。与此相反,黄道和赤道星座在一年中却总有一部分不可见。因此,一旦古人确定了拱极星与十八宿中几个关键星宿的相对关系,人们便可以通过北斗这个可见天体很容易地推定二十八宿中那些沉入地平的星宿的位置。

“天文有五官,星座有尊卑”——古人如何定义“天官”与“星官”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给出了北斗与二十八宿的一种特殊关系北斗七星,所谓"璇、现、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

这个关系表现为,北斗的斗柄三星(构)通过它的延长线玄戈、招摇和大角,最终指向苍龙星宿的角宿;北斗的斗首四星(魁)指向白虎七宿中的觜宿;从北斗的第五星(玉衡)引出一条直线与天现、天权二星的线平行,正指南斗。

这个记载的来源虽然很古老,然而,公元前五世纪战国初年曾侯乙墓漆箱星象图却呈现了与此不尽相同的另一种关系。星图中央绘有纂书的"斗"字,表示北斗,北斗周围环书二十八宿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北斗被特意延长的四笔分别指向二十八宿的四个中心宿,即心宿、危宿、觜宿和张宿。从实际天象考察,天璇、天枢二星直指南宫的张宿,这正好呼应了《天官书》所描述的北斗与二十八宿所分割的四象限星群的关系。

五宫的建立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星象体系,然而在五宫体系形成之前是否存在个相当浸长的三宫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学都提供了一些可供思考的线素。三官体系以北斗为主组成中宫,并以后世东、西二宫中的授时主星组成东、西两宫。这种关系不仅在包含有北斗和龙、虎两象的濮阳西水坡星象图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而且在我们前文提及的有关高辛氏二子的传说中也有着清晰的反映,它实际呈现着一种古老天官体系的维形。

事实上,由于三宫的建立来源于最原始的识星体系,因此它始终充当着中国传统天官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在数千年后的战国音候乙二十八宿箱星象图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五官"如果按照《天官书》的篇名去理解,似乎应该写作"五官"。

“天文有五官,星座有尊卑”——古人如何定义“天官”与“星官”

唐人司马贞《史记素隐》中早就认为,"官"或许是"官"字的误写,他还辩解说:"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这种解释其实并不正确。我们知道,由于观象授时的需要和识星的方便,古人逐渐将由恒星组成的各种不同形象的星群加以区分,于是形成了早期的星座。这些星座包含的星数不等,多者达几十颗,少者仅有一颗。而"宫"的含义则与此不同,它既是对星座群的命名,同时又是对星座(星官)的重新划分。髻如在北极所处的中官之内,却可以包含帝星、太一、天一、阴德、北斗等众多的星官。很明显,"宫"与"官"的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星官是指中国天文学中传统的星座。随着占星术的发展,早期的天文家实际都具有占星家的身份,他们所需要观测的星其实均不出他们需要占验的星的范围。战国及其以前、中国的传统星官分属三家,其中较早的是商代的巫成,另外两家则是战国时代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夫。这三家星官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星占流派,如巫咸一派占有大理、女御等星,甘氏一派则有尚书、阴德等星。因此,各家不同的占星对象实际反映了不同流派对星官作出的扩充。各派星占家的占星记录皆已散佚,仅唐人瞿昙悉达所著的《开元占经》中还留有少量内容。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显然参考了当时尚存的古代天文著作,他综合多种不同星占学派的著作重新著述,从而以新的形式使早期占星家对星官认识不够完整的缺陷多少得到了弥补,堪称迄今所见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最早著作。

根据先秦文献的统计,当时存留的星官数量约有38个,包括恒星约二百余颗。考虑到这些著作都不属于天文学的专门之作,因此这个星数显然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识星水平。《史记・天官书》中所记的星官已达91个,包括恒星五百余颗。但这只能是司马迁保留的更早时期的观测成果,而并不反映汉代先民对于恒星的实际认识水平。

“天文有五官,星座有尊卑”——古人如何定义“天官”与“星官”

因为我们很快便会看到,东汉时期完成的《汉书・天文志》,所记的恒星数目已增至783颗,而同时期张衡所获得的常明星数则已高达2500颗,大大超过了旧有的记录。我们不能想象,从司马迁到张衡的短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对于星空的了解能有如此大的飞跃,这意味着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实际只做了对古代天文著作的整理工作,而并没有多少新鲜的观测成果。

这一做法甚至被马续忠实地继承了下来。尽管由于张衡的著作缺失严重,他所制造的浑仪也早已亡佚,以致对他所增加的星官的名称和位置都还不很清楚。但是如果与稍晚的观星成果相比,我们可以知道,张衡的观测实践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三国时吴人陈卓将战国以前三家星官的观测结果加以整理,综合编制成一个包括283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

他的工作经过《晋书・天文志》和隋代《步天歌》的采纳,直沿用到清代。中国传统星官的命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天人合一的显著特点。早期的星官命名以象为主,如北斗取形斗勺,毕宿取形猎具,但到晚期,注重表现哲学与宗教思想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倾向却几乎成为建立一套完整星官体系的主流。恒星世界模拟人类社会的组织,被赋予了帝王、百官、人物、土地、建筑、器物、动物、植物等不同的名称,可以说将人间以王庭为中心的各种组织统统搬到了天上。这种规划不仅使占星术逐渐得到了完善,而且也为传统天官体系的建立莫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经过数千年的分合演变,中国的星官体系在战国到三国的五六百年间最终完备而定型。

中国的传统星官以二十八宿为主干,但在这个体系形成之初,二十八宿星官显然只作为标识天赤道坐标的二十八个独立星座而存在。

这种简单的模式后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而丰富,二十八宿所在的天区进一步被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并将赤道南北的星官分别归入其中。相反,与二十八宿相配的"三垣"体系则形成较晚,直至隋代的《步天歌》,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古人是如何把北极附近的星官系统地划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的。从此,中国天文学便以三垣二十八宿体系概括了全天可见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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